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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刑制度的功能定位与标准重构
2016-03-30 14:10 作者:未知
【摘要】目前我国减刑标准的建构与其功能定位之间尚存在不契合之处,博彩减刑标准的制定仍以矫正罪犯为主要内容,未将犯罪预防和罪犯的再社会化纳入核心考量,导致罪犯改造效果欠佳,减刑工作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因此,研究减刑制度的功能定位,并据此建立减刑考察的标准体系,乃是现代刑罚理念下减刑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目前形势下我国减刑制度变革的突破点。
    【关键词】减刑制度功能定位犯罪预防 减刑标准
  一、问题切入:减刑改造效果的疑惑
  根据我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刑。”可以看出,在我国,减刑是一项法律奖励措施,只要罪犯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就有可能获得该项奖励。因而减刑机制的作用模式是通过对罪犯服刑的表现进行评判,适当调整原判刑罚,从而激励罪犯保持良好行为,早日回归社会。既然减刑是对罪犯良好表现的激励,我们同样可以期待,罪犯在减刑之后,仍然持续良好表现,从而达到改造目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现实情况中减刑制度的改造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一)减刑预防效果的缺失
  罪犯的重新犯罪率是考察减刑改造效果的重要指标。北京师范大学刑法学教授吴忠宪表示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重新犯罪率大概维持在7-8%,21世纪初期上升到了13-14%。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刑法学教授翟中东根据2007年第三季度的一组数据推算:全国监狱中被判刑2次以上的罪犯达到15.98%。可见我国重新犯罪率正不断上升,目前处于较高水平。
  虽然刑满释放人员的重犯率并不完全等于减刑罪犯的重犯率,但目前有80%左右的罪犯是通过减刑出狱,那么在刑满释放人员中自然应当体现出减刑制度对罪犯的改造效果。但事实上,相当一部分服刑人员,尤其是长期服刑人员,由于出狱后直接从监狱进入社区,缺乏过渡阶段,重犯率始终较高。可见现行减刑制度能否有效地体现出其对于犯罪的预防效果,值得我们深思。
  除了重新犯罪率的居高不下,减刑预防效果的缺失还体现为现有的减刑标准无法真正考察罪犯的思想改造,从而无法在思想上对犯罪进行预防。在监狱中,服刑人员的好表现并不总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行为,也有伪装积极实际消极混刑的现象。罪犯获得减刑后即放松改造甚至严重违规,或是通过弄虚作假骗取减刑等情形屡见不鲜,但实际操作中却没有适当的制度或规定可对这种情形予以纠正。
    (二)减刑再社会化效果的缺失
  一般而言,获得减刑的罪犯,是监狱中改造表现较好的罪犯。那么,他们回归社会的能力是否一定较强?答案是否定的。从刑法第七十八条可知,我国目前可以减刑的标准是“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自然,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有悔改立功表现,都是罪犯得到矫正的体现,但达到以上标准并不必然提高罪犯回归社会的技能。调查显示,学历不高、缺乏专业技能已经成了罪犯出狱后重新融入社会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可见,减刑的标准并不特别注重罪犯的再社会化。即便监狱中的教育对于犯罪再次融入社会有一定帮助,但“教育改造”由于不易量化,并非监狱对犯人考察的重点。一般而言,对服刑人员的考核分数实际上总是集博彩中于较易量化的方面,即劳动与遵守监规等方面。即使罪犯完全达到了减刑所要求的分数,对自身复归社会能力的提高也无重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