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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司法裁判合情理性与司法公信力
2016-03-30 14:11 作者:未知
【摘要】以“注情重理”为重要特征的传统法律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国现行法学会刑事司法,并直接影响裁判的司法公信力。为实现裁判实质正义,要求法官在裁判理念上,树立个案公正的价值取向,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在诉讼程序上,加强审判程序公正公开,促进客观公正与主观公正相统一;在裁判方法上,加强自由裁量适用,实现司法逻辑与司法经验相统一。
    【关键词】情理性司法公信力刑罚正当性实践路径
  司法公信力是一个多重维度的概念,从社会公众的角度,司法公信力是社会组织、民众对司法行为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是司法行为所产生的信誉和形象在社会组织和民众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反映。 一般而言,严格依法作出的合乎程序的判决当属公正的判决,公正的判决是公众普遍接受的有公信力的判决。但由于影响公众社会认知的原因多种多样,有时严格依罪刑法定原则做出的判决却得不到公众认可而不具有司法公信力,这种现象在合法与合情理相冲突的裁判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实证考察:司法裁判的合情理性影响司法公信力
  刑事审判中,经常可以看到法律与情理、法律与道德、法律与习惯等合法与合情理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法官作为国家法律的忠实执行者,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则审理案件,以实现裁判的法律效果。另一方面,法官作为社会正义的守护神和社会良知的象征,又必须依照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裁判案件,以追求裁判的社会效果。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可以看到,有时严格依罪刑规范作出的判决,却会让社会公众感到困惑与不公,而有时依据情理甚至超越罪刑法定原则作出的判决却能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下面两个案例就说明了这一点。
  案例一: 2009年5月16日,李××因求婚遭拒后泄愤报复,强奸、杀害同村女青年王××,为灭口又残忍杀害王××年仅3岁的弟弟王××。2010年7月,云南昭通中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和强奸罪判处李××死刑。2011年3月,云南高院以李××具有自首情节为由,对其改判死缓。死缓的终审改判让王××的家属非常震惊。家属连同本村200多名村民联名向云南高院提起申诉,提请再审程序,重新判处李××死刑立即执行。云南省检察院也对此案发出再审检察建议。2011年8月22日,云南高院再审撤销原二审死缓判决,改判李××死刑。9月29日,经最高院核准,李××奎被执行死刑。
  案例二:2001年1月肖××将两封装有虚假的炭疽病毒的邮件,分别投寄到上海市政府某领导和上海东方电视台新闻中心陈某。相关人员收到夹带有白色粉末的信件后精神高度紧张,同时引起了周围人的恐慌。2001年12月,上海二中院审理认为,肖××故意制造恐怖气氛,危害社会稳定,构成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上述两个案例都涉及到了合法与合情理的冲突。案例一李××以残忍的手段杀死两人而不处死,社会公众从情理上难以接受“强奸+2条人命=死缓”的判决结果,200多名村民联名申诉即是明证。检察机关发出再审检察建议说明对判决结果也不予认同。反观案例二,法官通过扩张解释将肖××的行为解释为“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并作出了较重的判决,从犯罪构成角度,该判决具有明显的类推适用性质,事后的刑法修正案(三)将投放虚假的危险物质纳入扰乱社会秩序也间接说明了这一点。但从情理角度,案件审理期间发生在“9·11”之后不久,人们谈“恐”色变,强烈的民众意见和社会舆论均要求对其从严惩处,因此判决结果受到了普遍认可。透过上述两案不同的社会效果,我们不禁要问法学会,为什么形式上完全合法的判决却没有公信力,得不到公众的认同,而超越罪刑法定原则的“错误”判决却具有较强的公信力呢?笔者认为,出现上述现象的关键原因在于现行的法律制度及其运作模式与社会大众论事理、辩是非的情理标准之间出现了断裂。